第433章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（19）

    上回讲到异时空倭国为了实现“征服世界”，严格执行“大陆政策”，处心积虑挑起了与清朝的甲午战争。

    在西元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、日冲突中，中国清朝在硬实力上一直占有优势，但在朝鲜“甲申政变”后的十年时间，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倭国一直关注着清朝，并且倭国的“军界要人”山县有朋指出：“邻邦之兵备愈强，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”。说明倭国正单方面与清朝开始了“军备竞赛”。

    自西元1890年起，倭国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%来发展海军、陆军，例如从西元1893年起，“倭王”（明治天皇）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（银元），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俸禄，补充造船费用。举国上下士气高昂，以赶超清朝为奋斗目标，准备发动一场“国运相赌”的侵略战争！

    还在西元1890年时，清朝“北洋海军”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就有7艘，总吨位27000多吨；而倭国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，总吨位约17000多吨。

    到了西元1892年，倭国提前完成了自西元1885年起的“十年扩军计划”，到“甲午战争”前夕，倭国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，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。

    开战前，倭国海军有军舰32艘、鱼雷艇24艘，总排水量72000吨，超过了“北洋海军”。倭国还出动了“乐善堂”、“玄洋社”、“九菊一流”等间谍组织人员潜入清朝，加紧对“满清王朝”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。

    在此期间的清朝，经过数十年的“洋务运动”，已经初见成效，开始得意轻敌。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清朝认为西方人“并不利我土地、人民”，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，于是放松了“军备意识”。

    “北洋海军”自西元1888年正式建军后，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，使得其舰龄也渐渐老化，与倭国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，不仅火力弱，射速慢，而且航速迟缓，假如两国海军交战，定会被人家追着往死里打。

    清朝“北洋水师”有军舰25艘，官兵4000人。到“甲午战争”前夕，“北洋舰队”的大沽口、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。但清朝的军事变革基本仍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，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，但编制落后，管理混乱，训练废弛，战力低下。西元1891年后，“北洋水师”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。

    而“朝鲜问题”正好是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“突破口”。西元1890年，倭国爆发经济危机，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。同年，时任倭国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“帝国议会”的“施政演说”中抛出了所谓“主权线”和“利益线”的理论，将倭国本土作为“主权线”，把清朝和高丽半岛视为倭国的“利益线”。

    他声称倭国“人口不足”，就得用武力“保卫”利益线，因此必须先加紧扩军备战。于是，到了西元1894年，高丽半岛爆发了“东学党起义”，打得半岛政府军节节败退，被迫向“宗主国”——清朝乞援。

    这时，倭国见机行事，认为其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，于是向清廷表示“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?……我政府必无他意。”就这样，倭国通过“空口说白话”，成功诱使清朝出兵半岛镇压起义。于是，清朝派“直隶提督”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，于6月6日后数日，分两批在半岛的牙山登陆，准备镇压起义。

    同时，根据西元1885年《中日天津条约》通知了倭国。同年6月10日，半岛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，清军还未经战斗，那起义就平息下去了。

    同年的6月25日，原定计划的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，使得这时驻半岛清军总数达到了2465人规模。

    当时，倭国首相伊藤博文的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，在半岛向清朝乞援的同时，倭国通过其驻半岛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半岛鲜的消息后，便他如同抓住了”命稻草”，全力着手挑起这场侵略战争。

    西元1894年6月2日，伊藤内阁决议出兵半岛。到了6月5日，倭国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、参谋次长、陆军大臣、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“大本营”，作为指挥此次“侵略战争”的“最高军事指挥机关。

    同年6月9日，倭国派先遣队400多人，在驻半岛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，以《济物浦条约》规定之“倭国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”为借口，进入半岛首都“汉城”（今韩国首尔），同时根据《中日天津条约》知照清朝，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“汉城”（首尔）。

    在倭国先遣队出发前，倭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“得施行认为适当之“临机处分”。“全州和议”达成以后，半岛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，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。

    大鸟虽口头上答应撤兵，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，但倭国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，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“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”的方案，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。

    此后，倭国开始不断增兵，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“混成旅团”第一批部队在半岛的仁川登陆，到了6月28日“混成旅团”第二批部队登陆时，使侵朝倭军达到了8000余人，比驻朝清军总数还占了占绝对优势。

    而清廷决策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中日共同撤兵，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，又未按袁世凯、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，最终给了倭人以“可乘之机”，于是毫不犹豫挑起了彼此武装冲突。

    倭国之所以提出“共同改革朝鲜案”，其目的是一方面使自己的军队以“协助朝鲜改革内政”为名赖在半岛不走，令一面又拖住了“驻朝清军”，完全是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“挑衅手段”，而且还是蓄谋已久运筹帷幄。

    清政府拒绝了“共同改革朝鲜案”，并强调倭国必须撤兵。于是，倭国在6月22日向清政府发出了“第一次绝交书”。此后，李鸿章寄希望于美、英、俄等欧美列强出面调停，通过共同施加影响力来让倭国撤兵。

    但因欧美各国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使美、英、俄等列强们只是对倭寇的咄咄逼人表示所谓的“谴责”而已，并未采取任何强硬措施。加之倭国灵活的外交策略，使列强最后都采取观望态度，调停均告失败。

    7月14日，倭国向清政府发出了“第二次绝交书”拒不撤兵，并反诬清朝“有意滋事”，扬言“将来若发生意外事件，本国政府不负其责”。至此，中、日谈判破裂，而西方列强们却扮演“吃瓜群众”看热闹不嫌事大！

    倭国向清廷发出“第一次绝交书”以后，就开始了改革半岛内政的策略。与半岛交涉期间，大鸟圭介一方面逼迫半岛否认自己是清朝的“属国”，另一方面还提出了“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”，强迫半岛限期接受。

    但半岛政府当时很亲华，因为有“清朝全权代表”袁世凯及其手中的“北洋军”精锐部队在半岛“镇场子”。提起袁世凯，后人耳熟能详的，就是他在“辛亥革命”成功之后，窃取了“革命果实”，不顾天下人的反对，轰然推翻“共和”，复辟“帝制”，建立了所谓的“中华帝国”，自称“洪宪皇帝”，在83天后又灰溜溜走下了帝位。

    但是，袁世凯还有一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那就是他曾经在半岛当了整整12年的“太上皇”。而这样的经历，也为他后来在“民国”初期成功当上“大总统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那么，老猿又是怎样做到的呢？

    袁世凯的成就与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当时环境有关。袁世凯所在的袁家，是清朝晚年时期河南项城的第一名门望族，其生父袁保中是地方“豪绅”（土豪劣绅），其叔父袁保庆曾任清朝的“江南盐巡道”的官职。

    袁世凯的生父有四个儿子，叔父袁保庆却没儿子。因此，袁保中便把袁世凯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袁保庆做“儿子”以“续香火”。袁保庆非常注重对袁世凯的家庭教育，对袁世凯这个侄子兼“儿子”可谓倾囊相授。

    他将自己在官场中与人打交道的学问全都记录了下来，并将其传授给了袁世凯。此外，他还给袁世凯请了名师王志清，保证他文武兼修。之后，在袁保庆去济南、南京等地巡访（出差）的时候，他也会带着袁世凯，言传身教地教他如何做事。这样独特的身世与历练，帮助袁世凯掌握了很多“为人处事”的技巧。

    西元1874年，袁保庆去世。到了西元1881年，袁保庆的好兄弟吴长庆恰好来山东登州训练海军，见自己好兄弟唯一的后代尚且没有一官半职，而吴长庆又心疼袁世凯，于是便利用自己的职权，让袁世凯到军中来学习当差，并让其担任了海军作战处“参谋”一职。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，让袁世凯不禁感恩戴德。

    这就给这位拥有豪情壮志和胸怀大略的年轻后辈提供了一个“从政的平台，帮助他切实的历练为官技巧，实实在在的与官场中人沟通接触，积累了很多宝贵的交流技巧和从政经验，为他以后高升做好准备。

    而半岛这时候的动乱，更是为袁世凯的成功提供了契机，助他从一个小小的海军作战处参谋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为半岛的“太上皇”，在半岛享有着极高的地位，凭借实力足足把持了半岛政局长达12年之久！

    由于半岛国王李熙刚登基时的年纪尚小，被其父亲cao纵，出现在台面上也只是个“傀儡”而已。而“小国王”结婚后又被“明成皇后闵氏”所架空，闵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大量任用自己的亲信，但对他们的贪私枉法视而不见。尤其是在西元1882年，半岛遭遇大旱，闵氏亲信们却依旧不管底层百姓生命与士兵死活。

    于是，早已不堪忍受的士兵们纷纷举旗造反，杀了大量的闵氏亲信与倭国驻朝官员，迫使倭国驻朝大使连夜逃亡，侥幸逃脱后，回国搬救兵。这就是半岛所发生的“壬午兵变”，背后cao控人乃“东学党起义”者。

    因为半岛是清朝的“藩属国”，所以，此次半岛发生了动乱，大清朝廷也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平定“内乱”。

    于是，清政府便派吴长庆和袁世凯代表朝廷去朝鲜帮助平叛。凭借着独特且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，这对“叔侄俩”很快就平定了半岛的“叛乱”。可到了西元1884年4月，吴长庆却因病去世了。同年，高丽半岛国内再度发生了内乱。这时，袁世凯不仅亲自带兵平息了内乱并打败了倭国军队，还帮助半岛训练新兵。

    由于在半岛平定内乱上有功，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，于西元1885年被清廷（慈禧太后）任命为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全权代表，一举成为了清廷在半岛的“监国”大员，也就等于是半岛的“太上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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